一位战地摄影记者的读后感

一点时间

　　“我是一个目击者，这些照片就是我的证词，我所记录的这些事情，不该被忘记，也决不能重演。”

一位战地摄影记者的读后感

　　关于战地记者的定义？它应该是没有定义的。
　　我不习惯别人问我：“刘先生你做的是什么摄影，是新闻、人文还是纪实摄影？”人们总是喜欢把你放在一个人为设置的小盒子里面，他们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不能刻板化战地摄影的含义，因为这样只是加重了大众对新闻摄影的误解。
　　人们提到我总喜欢说戈尔巴乔夫那一张作品，而我其他获奖的照片，其他题材的照片，中国人其实看到的并不多，为什么？
　　这不是你或者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土壤里，在我们的教育里，“战地记者”被搁置在了一个很特别又很微妙的地方。曾经，我作为战地摄影记者报道过6 场战争，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人们都在谈论卡帕、谈论唐·麦库宁（Don McCullin）、谈论拉里·巴罗斯（Larry Burrows），也谈论斯坦利·格林（Stanley Greene）和黄功吾，我和后两位曾经一起在采访中工作过，我发现他们都被人为地赋予了独特的意义。战地记者，首先是一个记者，他们并不是为了战争而生的人。战争的发生有它们自己的原因，作为记者，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哪里发生重大事件、哪里有新闻我们就去哪里报道。但是在中国，叙述故事时往往习惯给出设置好的正反两派，然后正义的一方战胜邪恶的力量，战地摄影师成了一种具有英雄色彩的传奇被传颂。
　　一想到战争，读者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战地记者是崇高的。我并非否定战地记者，战地记者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记者的工作责任感。但是，由于这种习惯，中国人总会把战地记者放在正义的一方，或者贴上代表进步的标签。随着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人从国外留学回来，又把对战地记者这个概念带入到中国，人们越来越认为战地记者是特别了不起的人，他们站在特别崇高的位置。但是你从生活（Life）杂志、西方新闻报道以及几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来看，你会发现这是西方新闻记者都会去参加的工作，是很平常的。有一些人因为报道做得好，媒体就会派他再去下一个战争报道，逐渐他就会成为一个战地记者，比如现在在中国教书的CNN 记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但是，对于战地记者，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炒作，战地记者不应该成为一些好名利者自我炒作的帮手，不能以“我出现在炮火边缘我就很伟大”来自吹自擂。要时刻记住，从摄影角度来说，一个好的战地摄影师的地位并不比一个出色的人像摄影师、艺术摄影师要高级。
　　最好的照片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才能拍出一张好照片？
　　我们可以有答案，但绝对不止一个答案。
　　很多年轻人问我，刘老师，我怎么才能拍出你那样的照片，你给我划一条直线出来，我按照你说的去做。我很直接地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误导你们。
　　我认为评判好照片没有标准答案。它是当你在现场遇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抓不抓得住，怎么抓住。这跟你个人很有关系。我们在讨论摄影的时候，应该步步做加法，而不是步步做减法。
　　正如你在书里所描绘的那些战地摄影师们的种种经历，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报道手法以及对新闻事件的观点态度，这些才是我们和读者不应该忽略的内容。相机对于我和大部分摄影师来说，只是一种工具。
　　以我多年的战争报道经验来看，摄影师的知识结构、观察能力、沟通能力以及毅力和恒心都是决定最后画面的要素。有些记者，因为知识面狭窄，不擅长观察，不懂与人沟通，自然做不出好的报道；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准备充分，善于与他人合作和沟通，自然就可能做出好的内容。
　　我们总是习惯把摄影、新闻摄影割裂开来，摄影师、摄影记者如果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炮火中与被拍摄者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就很难拍出好作品。同样的，去拍摄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演艺明星、一个普通百姓，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内与他们建立一种微妙的信任关系，摄影师会因为观察不全面，错失一些重要信息。
　　中国的读者们总是喜欢寻找成功的捷径，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学马云，好像知道了人家的工作方法，自己就一定也会成功。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思考问题，还存在误区。不存在“成为好摄影师”的单一的、固定的路线，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要去了解摄影作者的工作方式、方法，性格、态度和观点。你看，杜修贤入行的时候文化层次不高，可后来也成为新华社很好的摄影记者；有些摄影师是很好的工程师，如马克·吕布；有一些在入行前是医生。
　　别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我想他们问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完全是在说摄影。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会时刻让自己的相机里面保留着空白胶卷，因为我绝对不希望当我面对重要时刻的时候，手上没有可以用的空白胶卷。这其实也是一种摄影之外的素养。
　　对于我来说，你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那每张照片背后鲜活的拍摄细节，这些能帮助读者去理解一幅照片的画面、手法、观点和背景。反之，我们不应该用获奖或者战地摄影师或者马格南这样的光环去推销。我们今天很多的摄影评论家，说来说去也不说照片，不围绕图片和新闻，交代拍摄时的背景、情景，至于作者在事后对自己的摄影作品是怎样判断的，从来都不谈。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新闻摄影被架空、被学术化、被理论化，远离读者和作者。
　　以我个人的采访经历来说明，当你把在战场上摄影师遇到的各种困难、拍摄的限制等等叙述出来的时候，读者也就更容易去理解一张照片，为什么他不是这样拍，而是那样拍。在当时的瞬间，拍摄者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作者是戴着什么样子的“眼镜”去观察新闻事件，怎么理解前因后果，作者的同情心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同情心，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内心的纠葛和矛盾。在很多好照片的背后，都是有很多智慧在其中的。比如，我在北京和莫斯科采访的时候，其他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而只有我坚持留在那里，获得了最独家的照片。这就是摄影师在摄影之外的智慧。
　　刘香成
　　美籍华人，著名摄影家。1951年生于香港，长于福州，上世纪70年代赴美。曾任美联社记者 ， 《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为CAA（CreativeArtistsAgency）高级顾问。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新闻，1992年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