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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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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5 08:24: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影子》读后感
  齐红深 品牌图书出版人王茹
  我高中时期的同学,出版过自传的书法家、诗人焦万存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这本书也是一部自传,书名叫《影子》。
  取自“人的一生,到末了留下的只是一个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影子似的印象”之意。作者也是河北省平乡县的老乡,但是我并不认识。他叫王玉合,生于1949年,比我小4岁,19岁入党、参军入伍,先后在京字320部队卫生科、河北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第二六零医院工作;38岁转业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这本50万字的回忆录,我不仅从头到尾地读,而且有的章节翻来覆去地读。——这对于做了几十年口述历史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说我读这本书不容易,而是说这本书能够吸引住我不寻常。说实在话,有的回忆录就吸引不住人,我翻阅一下感到没有多大价值,便放到一边了。
  在大众史、个人史领域,我算得上一个涉足较久的人。不算我上高中时陪着周巨柱老师深入生活采访老革命、老英雄、老贫农,也不算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为贫下中农写家史、写村史、写人民公社史,从1984年进行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访谈、整理、研究,也有36年了,出版的口述历史著作已经超过一千万字。
  其中,既有选作全国高等学校师范类教材的《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也有入选“全国百种经典抗战图书”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初版、2015年再版)和入选“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图书馆配书目录”的《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大象出版社2011年出版),还有迄今日本翻译出版的唯一一部中国人群体口述历史《“满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奴隶化教育”に抗して》(竹中宪一译,日本皓星社2004年出版)和唯一获得国家重点图书一级出版基金资助的大型口述历史选集《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十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联合出版)。
  学术界研究我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著作有《百家评说齐红深:让教育史走进社会》(石松源、贺长荪,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口述历史怎么做怎么样——齐红深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徐德源、徐雄彬,新华出版社2016年)。
  作用决定价值。在大众史学渐成显学,个人史、口述史如雨后春荀的形势下,一个普通人的自传能够吸引我的眼球牵住我的心,说明它有魅力。
  《影子》对我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我看重它的,除了浓浓的乡情,就是史料价值和研究个人史方法论的样本作用。
  在此,我只谈《影子》引发我对个人史普遍性问题的几点思考,向王玉合同志和学术同仁们请教。
  一是“元”
  大众史学的生命力在于“多元化”。元的甲骨文字形像人形。《说文》解释道:元,始也,当训首也。如:元首,即人的头部。还作天解,如《淮南子·原道》“执元德于心而化驰若神”。又如:元机、元神、元命。
  通过说文解字,我们应当形成一个共识:多元化,是大众史学的根基和灵魂。也就是说,多元化的“元”是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点”,是个性化叙事的“圆心”,也是个人史生命力之所在。如果哪部个人史缺乏“独有的”“元”,便缺乏存世和传世的价值。
  俗话说“一人为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文化的代表、社会的缩影,都是自我世界的中心和主宰。每“一个”人都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不同深度上体现了社会和时代的表象和特征。
  人的生命历程就是一边创造、一边体验着自我个性化世界的过程。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创办过一个名为“一人一世界”的节目,每期由一个名人进行个人经历故事化的表达,让观众从他的喜怒哀乐中关照到自己的生活和内心。
  自传和回忆录就是把自我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进行回顾和固化的呈现。读者从“他者”的呈现中联系和关照到“自我”。
  传主不论是自我记录还是向他人口述,都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增强主体意识,尽可能把自我世界表达得具体、连贯。
  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越是突出个性,越具有普遍价值。越是自我的,越具有社会的代表性。
  王玉合同志撰写《影子》就是出于强烈的主体意识。他在年近花甲的时候得了一场病,在病床上躺了好长时间。
  这时候,他意识到:“我走过的路、翻过的山、穿过的河和那五彩斑斓的环境,从无虚度的年华。如今统统都已成为过去时。
  想起自己从小到大到老,经过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机遇,是命运,还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的结局?也该做一下阶段性总结了。”于是,他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带病写起了回忆录。并且,要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印刷、传播自己的人生记忆,使之代代相传。
  难能可贵的,还有他根据祖辈、父辈的言传濡染,对“老辈儿”的事、情、缘进行了追溯,把历史跨度推进到清末、民国、日本侵略、土改、建国,留下了丰厚的、感性的历史记忆,也留住了对家乡风土人情深深的眷恋。
  二是“文化”
  古代甲骨象形文字中的“文”是“手执棍棒”,“化”是“人”和“匕”的组合。从汉字字体的形成可以得知,“文化”这个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并不是温文尔雅、和和气气才能够形成的。但是,尽管同文同种之间免不了争斗和厮杀,又总能够“分久必合”,随着斗转星移重合于好。
  不仅中华民族56个家庭成员是靠着文化的力量凝聚成一体的,而且中华民族的每一位个体生命,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会因“文化共同体”而相通、相交乃至相合。
  无论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广义“文化”,还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的狭义“文化”,都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
  衣、冠、文、物、食、住、行等人类的生活形态,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都是人类群体赖以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土壤、空气和水,同时也是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元素、力量与影响。因此,大众史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承担起记载、教化的功能。
  我们的故乡平乡县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故道,《畿辅通志》称其为“天雄信都之孔道,山左山右之通衢”。是汉末黄巾起义首领张角和唐代名相魏征出生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殷纣王筑沙丘宫于今王固镇,秦始皇设的巨鹿县就在王玉合同志的老家平乡镇,“巨鹿大战”“破釜沉舟”等历史典故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丰富的人文历史、典章故事,我从小就在田间地头、牲口棚里听老人们津津乐道,熟记于心。
  王玉合同志《影子》上篇关于节日、庙会、梅花拳、祈水、唱大戏、中医、算命、生儿育女、走亲戚等的记述,虽然不够完整详细,仍然十分珍贵。对于农耕家庭的男女劳作、邻里相处、友朋互助、社会习俗、处事道德的记述,具体而生动,对于集体战胜水灾、地震、流行病的记述,雄壮而细腻。
  在叙事过程中,还保留了一些方言、方音和工具、用品等老物件的名称,把读者带回到了逝去的生活环境,呼吸到传统的空气,心里荡漾着暖暖的旧情和深深的怀念。
  中华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财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不衰的国度。相比那些在历史巨轮碾压中烟消云散的文明,中国始终保持着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化脉络。
  这是每一位中华民族子孙引以自豪的。作者个人视角下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诗篇,与国史、地方史志中的宏大叙事映衬、衔接而相得益彰。
  不论何种形式的大众史都不应忽视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责任和义务。个人史应当增强责任意识,设身处地把生命的光影和珍贵的个人记忆留在历史的天空。中华文化也会因你而更加灿烂。
  王玉合同志说《影子》在叙事中夹杂着许多家乡话,比较“土气”。其实,这就是一种“文化味”。语言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符号。不信你把当今主流媒体上的汉语词汇和十几年前比较一下,差别之大令人惊讶。
  老年人叙述往事往往隐含着许多人生密码,留着时代变迁岁月磨洗的痕迹,留着具体而又个性化的时代表征。因此,应当尊重历史当事人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而不要一刀切地进行语言规范化处理。遗憾的是,目前大众史学界普遍忽视了言说者的语言表现,在语言规范化处理中阉割掉了鲜活的魅力。
  阉割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歧见”的简单化处理。由于历史原因或者口头流传和缺乏资料,在家史、族谱编修过程中遇到一些歧见是正常的现象。
  有的往往回避矛盾和不同意见,对一些应当存史的人和事隐略不记,造成空白。熟悉历代舆地、方志文献的史学工作者都会知道,存疑和诸说并存是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有的大众史涉及面广,需要统一意见,应当成立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在编委会的协调下,通过挖掘资料、交流研讨,争取达到统一。或者诸说并存,留待后人解决。而不应讳莫如深造成空白,更不要自我否定自暴自弃。
  三是“实”
  史学的价值基础是史料、史实。个人史的基本要求是把“四亲”即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心所感写清楚,说仔细。
  《影子》之所以吸引人,主要在于内容真实和实在。不过,全书不同的章节也有层次差别。《转战国防工业战线》《走进军医学校,探索人体奥秘》等大部分章节既有过程叙述,又有老照片和学习笔记等实物图片相佐证,内容具体扎实。
  而《第一声呐喊》(作者出生)、《卖煤》、《卖梨》等部分的故事性强,有情有味,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细腻而生动。好像有某种合理想象、艺术加工的成分。——这就不能不对史料、史实的“真”与“实”,生发一些思考和议论。这也是个人史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年)说过:“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他对记忆的形象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史的特质:感性的有温度的个人记忆。
  同时,他也揭示了记忆过程中存在着某种遗忘和修改,作为历史记忆主体的“人”在回顾历史和面向未来时的复杂心理。
  人生的历史记忆与学习时的有意记忆不同,既无预定目的,也不采用专门方法。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是感性的,都不是事情的原始状态,而是在岁月洗刷、时光荡涤之后的心理遗存。这既是个人记忆的优势、特点,也是局限性和不足。甚至亲历者在呈现历史记忆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某种选择、加工。
  我们做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口述历史访谈、整理工作中,始终坚持如实呈现个人记忆,不做有损于事实、情感、细节真实性的处理和加工。所以,在国内外受到好评。日本学术界称之为“受害国的历史证言”,“改变了日本殖民统治者构建的话语体系”。
  说老实话,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从“情与法”两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当努力常常事倍功半的时候,我们开始承认:个人史是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和呈现都是“历史记忆主体人”的私权利。在呈现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进行某种选择和处理,也是“他的”私权利。
  这是因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人生经历、向往、追求、坎坷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态度,对社会形势、周围环境的影响、应对,是一种本能。在呈现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进行不同程度的选择、组合、想象、解释和润色,也是人性的表现。我们应当设身处地予以理解和宽容。
  但是,在技术和细节上,史学工作者应当给予帮助。比如,应当控制“处理”和“加工”的分寸,越小越好,务必不要改变事情的本真面目;应当明确个人史、自传和传记文学之间的区别,语言润色要把握好一定的度,不能改变事情的本真面目;图文并茂是好的,但要使用原始照片和实物照片,也可以根据记忆进行绘制。而不要从网络或者图书上下载类似的图片,避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大众史学方兴未艾。加强学术研究,建立学术规范,促进个人史“多元化”和规范化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以上拙见,请王玉合同志和读者指正。
  2019年12月3日于大连市莲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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