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读后感

风雨鄢然

　　《制度经济学》读后感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 《企业之性质》，科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作用。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人对于这门新兴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3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由亚当·斯密发端，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形成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在20世纪以后，主流经济学又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尽管主流经济学枝繁叶茂，备受青睐，但非主流经济学一直在努力抗争，不断创新，仍获得相当的发展空间。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很多，制度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流派。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的理论思想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从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而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尽管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但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为甚，强调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因此，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确定的人，因而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所说：研究视角的改变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有用的，并带来了制度主义的复兴。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尽管制度学派是以反对主流经济学为旗帜的，但它强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首先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反对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的研究思路，却可以追溯到主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知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一不朽著作，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先河；同时，亚当还发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分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不确定性，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源于人的不同想象。由此他提出，维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因为市场没有违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和想象，市场是人的情感不确定性的集中和体现。当然，主流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味地对市场进行所谓的科学分析，逐渐把市场描述为一架精巧的可预测的机器，从而背弃了斯密关于市场不确定性的思想和研究思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制度学派在美国产生之初，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因此，制度学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显著的理论特色。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认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被认为是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广泛综合。”作为现代法经济学伟大先驱，康芒斯把法律制度融合到经济学中，将经济与法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使法律、经济学、伦理学发生相互关联，使之可以进行广泛综合的基本单位就是“交易”。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康芒斯首先对当时的正统派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回顾，发现他们主张的“财富”概念具有两重矛盾的意义，即“既说财富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又说它是那种东西的所有权。可是，所有权，至少就无形财产的现代意义来说，意味着限制数量以便维持价格的权力；另一方面，物质的东西却产生于利用生产甚至生产过剩的效率来增加东西的数量。”然后，康芒斯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传统经济学一直以商品为基本的经济范畴，这是一种物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中的“交易”指的是简单的物品或劳务的双边转移；而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涵盖的范围远不仅仅局限于此。康芒斯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界发生作用而产生的活动，即生产活动；另一类是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定义为交易活动，通常说的“交易”。“交易”作为康芒斯首先提出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在《制度经济学》书中，他这样解释：“我一直在设法解决可能用什么作为研究的单位，这种单位要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种成分。经过许多年，我得到结论，认为它们只有在一种‘交易’的公式里结合在一起，与商品、劳动、欲望、个人和交换那些旧的概念不同。所以，我用‘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事实上，康芒斯提出，“交易”就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形态。显然，康芒斯把“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它是一种广义上的“交易”，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都可以在这个一般化了的概念下进行讨论。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性质十分不同的经济活动如买卖活动、经理对工人的管理以及国家对个人的征税等等，都可以通过“交易”联系和归纳在一起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这就“为日后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和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广阔的潜在空间。”康芒斯把“交易”划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他认为，这三种活动单位包罗了经济学里的一切活动。而且，由于这些交易是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或者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社会活动的单位，那么，“它们的性质是伦理的，也是法律的和经济的。”事实上，正是这些交易活动，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结在了一起。那么，康芒斯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的“交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在康芒斯看来，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它不以实物为对象，而是以财产权利为对象，是人与人之间对自然物的权利的让与和取得关系，是依法转移法律上的控制。简而言之就是指，交易是在法律和习俗的作用下取得和让与对经济数量的合法控制权的手段。他进一步说明，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的物品交换，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康芒斯之所以如此重视所有权的转移问题，是由于他认为所有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不先取得合法的控制权，生产和消费就不能进行。”因此，在康芒斯那里，所有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制度经济学，换个说法，就是所有权经济学。
　　于是，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观点出发，康芒斯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将“交易”归结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老派经济学家的“交易”是商品的实际移交的意义，变成把交易关系作为法律上所有权转移的制度上的意义，康芒斯认为，这是经济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它使人们从传统的只重物质产品的物资经济学转到重视经济活动中的法律因素的制度经济学。作为现代西方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康芒斯对“财产”与“财产权利”的区分及对“交易”概念的一般化都深深影响到法经济学的奠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科斯是在“交易”概念已被创立、界定和使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科斯选择“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考察交易活动的费用，并突出地强调了交易关系作为法律上所有权的转让的制度上的意义，显然是对康芒斯的继承。“交易成本”范畴的创立也显然是以“交易”范畴为基础。而康芒斯将法律制度看成是协调冲突的规则体系的观点，也对现代法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康芒斯在对“交易”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主要是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尽管康芒斯对交易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较严格的限定，却没有对交易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忽略了人们进行交易活动是无可避免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现实。或者说，他没有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认识到交易本身也需要消耗资源，过高的交易代价意味着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康芒斯没有将经济学的方法真正用于分析制度及其运行。而科斯则是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并以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交易及其规制。康芒斯只是提出了交易概念而没有将交易与成本耗费联系在一起。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康芒斯分析了‘交易’，但是没有分析或没有发现交易的代价”。作者：财务管理1404 古世伟编辑：王宇航 张家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