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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是清朝戏剧作家孔尚任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时，经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分别在话剧、京剧、电影等领域涉猎过这一题材。剧情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主线，揭露了魏忠贤的亲信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的罪行，李香君不从而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是中国传奇剧的典范。
一个草草的结尾--《桃花扇》读后感
柯少强
《桃花扇》是历史剧，也是爱情剧，当轻快的爱情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沉重战胜轻快。这种胜利是大势所趋，带着不自由的成分。《桃花扇》又是传统戏曲中有数的带着求解脱色彩的悲剧。王静安拉它给《红楼梦》做陪衬，有这样几句论断，“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之童子，其谁信之哉”，他道出这样一个事实，戏剧的结尾勉勉强强，与其说是人生至此，天道宁论，不如说是作者大笔一挥，强将两人拆开，非为形而上的解脱，只为明季那些浅薄文人找个去路。这样做仿佛是拙劣的，但也未必无因，《先声》有云“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离合只是外在的，兴亡才是作者关心。作者是用历史的大屏幕拂去人心的小思量，虽然结局看似悖谬，但也是苦心暗藏，其中委曲尽在不言中。我试着从人物性格中找找这个结尾的合理性。本来戏剧演绎历史，本不是历史，但作者征实之味浓，且讲讲正史。
先论侯方域，读《清史稿》本传时，观感不佳。所记有三：一是少年时劝其父杀人立威；二是流连秦淮，阮大铖示意结交，但被其拒绝；三是顺治八年，应清廷试。首件见其不仁，少年跋扈；末件见其不忠，投身清廷，较之史可法之欲挽狂澜，刘宗周、黄道周之殉节死国，哪怕是王夫之的不合作，他都差得太远太远。中间那件算是时人习气，当识破阮大铖的动机时，还算是知轻重。本剧就根据中间那段记载展开，写一个文名颇胜，实则无外如是的男主人公。关于这段情缘，他有一篇《李姬传》，将李香君写得一如畏友。这本来也不成问题，但纪念情人却只写这一面，遮掩得不近人情。在《桃花扇》中侯方域的形象略有改善，基本是一个正派的文士。一出场与陈、吴二生听柳敬亭说稗，一副轻松，一副清流气象。以后，他所经历的事无非有二：一是秦楼楚馆的眠花宿柳，文人雅集；二是投身军旅，建功立业。在前一部分中侯生本是要买个玩物，《却奁》这一出以前，侯生对李香君的爱止于色，当然李香君对侯生的爱止于名，因其爱名，故有《却奁》一出。在《却奁》中，侯生曾想接受阮大铖的馈赠，但被李香君制止。前一部分的侯生基本是个游移的文人，不无正派，但也算不得什么节士。后半部，因受谗，被迫寄身史可法军中，后转高杰军，差可言者，惟《阻奸》中“三大罪，五不可立”，也无奇谋高策，难有回天之能。对于感情，甚为寡淡，在离开金陵到《逢舟》一出之前，也无一句念及香君。及从苏昆生口中得知香君守节种种，方准备回去，一会佳人。推原作者的意思，似乎要表明侯方域面对国难，勇于担当，不耽于儿女私情。但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读出的他的性格特点有二：一是不坚定，游移鼠首。他对阮大铖的态度如此，从《却奁》中男女两位主人公态度比，态度判然。在对待高杰的态度上亦如此。二是行动能力稍差，无论是在感情还是事业上，缺少贯穿其意志的能力。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
李香君不是名著经史的人，但书中形象可谓光辉。其品质有二：一是立场坚定，在《却奁》、《拒媒》、《骂筵》中都能体现。她是认同东林党人的，并对误国误民的阉党嗤之以鼻。我们试看李香君拒绝阮大铖嫁妆的话，“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比之，侯方域的游移鼠首，可谓立场分明。再看《李姬传》，面对同一问题，李姬的话柔和得多，并称阮大铖为“阮公”。就青楼娼家身份而言，其无必要结怨于人，《李姬传》中的言辞，似乎更接近于娼家分寸。但经《桃花扇》中一改，立场了然，形象也就光辉不少。立场坚定还带给她超人的勇气，《骂筵》中香君可谓有大光彩，当得起“女祢衡”的称号。其中这几句“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重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可谓打到阮大铖痛处，使其动了杀心，幸有杨龙友从中周旋，才保住一命。书中的东林才俊，全无这种勇气？二是执着于爱情。剧作中没有对侯李的爱情故事充分展开，使人有一种疑惑，他们是为什么而爱着对方？在侯方面还是比较明白的，先是为了色，到后来是因为感于对方的有情有义，侯在本书中的形象本是那种没多少定见的人，顺风激靡草罢了。至于香君方面，最初爱上的动机是什么？排开女子找对象的寻常因素外，一大关节是“名”。《却奁》中有言，“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种好名的习气一般是士大夫的作为，是若辈立身的一大关键。所谓青史流芳、遗臭万年即是言此。流风所及，被于女子。读《柳如是别传》时，见柳如是亦是爱惜羽毛之辈，青楼之徒可有风流放诞之谓，总不肯落个不忠不义之名。虽然是起于名教之立场分明，爱上就是爱上，就是一个女子最单纯的思念，所以拒不下楼，立志守节，这也是一个女子的单纯。
其实作者给了侯生不少的戏份，在爱情戏与历史戏之间，作者偏向后者，所以侯生的性格还是有很大展开空间，毕竟在当时能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只有男子。但就客观的效果来说，侯生就仿佛一叶扁舟，在乱世中不由自主，随意东西，可敬可喜处少。香君本该是个附庸，但形象确实高大，远胜乃夫。这两个人的性格如此，那么最后因为张道士的一句话而分开又如何能是合理？张道士的话的意思是国破，自然就要家亡，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在谈情说爱。就侯生而言他不可能打心眼里接受，因为他是游移的。对李香君而言，她即使接受也应该通过很久的斗争，因为她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因人一言而弃，太草草。
要解释这个结尾，就要追溯到《入道》前的那两出。第三十八出《沉江》写史可法自杀殉国，在《明史》中他是被杀害，到了剧作他投江而死，除了塑造人物自身的需要。一大目的是为了给为他收拾后事的侯生等士子一个警钟。这位位高权重、独力支撑南明之臣的死难，让侯生等人绝了挽救时局的希望，使最后的在感情方面的超然舍弃有一种合理性。第三十九出《栖真》，写隐居于山中的李香君诸人，大劫余生，得一处桃源，方有静思前事的余地。本是说香君有一种悟性，自然有一种可能。《入道》一出，生旦再聚首，已经千帆过尽。但是，其实还是不大合理，张道士仿佛是城管强拆，其实设立张道士这一经星的主要作用就是强拆，如同设立老赞礼的作用是点出作者对兴亡的关切。其实国破家亡就要出家，逻辑上是非常不合理。就侯生的身份而言，面对这种局面应该如顾炎武、黄宗羲一般才对，但作者身为清朝之臣，自然不能宣扬忤逆，所以解脱一途，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是无为而无不为。张道士那句“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吗”一出，两人瞬间入道，算是对南宗顿悟的一个戏拟吧。作者之所以借张道士强劫两人入道，是因作者“离合之情”只是表象，真实意图实为“兴亡之感”。到四十出这里，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还是很勉强。
续第四十出《余韵》是由老赞礼收拾的“兴亡之感”，也是本书用心之所在。但其客观对前头离合之情的草草收场起了补注作用。用入道者的心态，来看明末兴亡，与第一出形成照应。老赞礼、苏昆生、柳敬亭等三人言行中照见沧桑。苏昆生为樵夫、柳敬亭为渔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之人的形象，足见两人不只是精神上入道，生活上也是入道了。柳敬亭那句“六代兴亡，几点清弹千古慨；半生湖海，一声高唱万山惊”，清俊非常，正是本章的题旨。至于苏昆生那曲《哀江南》更将兴衰唱尽，“哀江南”本是《招魂》中语，“魂兮归来，哀江南”，乃屈子悲楚王不归之作。后来，庾信有《哀江南赋》，叙写国破家亡之感，悲恸非常。此处用此题，甚切。其中“离亭宴带歇指煞”将金陵的一切用悲声唱尽，也就一句话，兴衰无常。作者之所以对历史兴亡做一种历史哲学式的解读，而不是一种更明确的爱憎，主要是限于身份。其作为对舍弃爱情行为的补注表现为：作者似乎是要说，着眼于兴亡，而超脱兴亡，可以得到一种自在，这种舍弃是合理的。另一个补注作用的情节，是老赞礼的话“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这是一句嘲讽的话。这出山的名士，也包括历史上侯方域，剧中虽然没有道破，也是不言自明。侯生这样一个没有多少道心的人，入山避秦只是形式罢了。这几句话，为四十回那个结尾提供了一种供人联想的空间。正如《桃花源记》中的渔夫，入山而出山，总是尘心未泯。秋藕断绝未必没有续处。
勉强说了说这个强拆过程的合理性，实则人之动机未必有一定轨迹可寻，权当笑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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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8 14: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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