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论佞幸----读《袁昂晁错列传》

梦游的猪

       活着总是欲求多多，一身之外，不免有人还要追问生之意义。那叔孙穆子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叫做三不朽：太上立德，次有立功，末者立言。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般人可以想望的。至于标名史册，使若干年后何时何地有何作为仍知闻于世，纵然褒贬一任评说，这个也要算非常了不起了。

袁昂和晁错，得太史公秉笔书传，著于史记，即是这样一种了不起的人。论者如我辈众庶冯生者，臧否皆有徒逞口舌的嫌疑。然每读二人事迹，感喟由衷，浩叹不已，遂求一吐为快。
    袁昂，我们不必看出身，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得到文帝身边工作机会以前，曾追随吕禄，单此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个人非常人也。很知进退趋避，很知出人头地的路径。
    看他经营周泽自身的所为，论绛侯周勃不是社稷之臣，谏议慎重对待处理淮南王刘长的措施，打压宦者赵同，在窦皇后与慎夫人之间申明等级，制止文帝刘恒纵驰高坡，如是则非不佞也，只尤其讨巧罢了。如太史公所言，“常引大体慷慨”，“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似乎有效仿春秋笔法的嫌疑，与后面得窦婴助力一起谮杀晁错，却不着其奸，其害，其罪甚于列传文字，显是均为有所顾忌使然。而事有事在，详列扉页，千百年以下，观者何人不见？何人不知？东坡论及晁错之死就不无遗憾的直言“奸臣得以乘其隙”，那奸臣当然是指袁昂。

举凡忠奸之人、忠奸之事，都不如字面上看去清晰爽然。现实中，以奸者之千变百技极其善于巧饰，混淆彼此，常人欲辨识则如雾里观花，不能不有所讹误。而佞幸之人，就是潜在的奸臣，遇有时机必然暴露本性，以求保全自己，其他一切在保全自我的目的下都是可以舍弃的。

  

佞幸一说是司马迁发明的，以此指代帝王身边某些备受宠信的人，也属于他先生的独创。然邓通李延年之流，或者上溯弥子瑕这一类人，给命运推着走到那一步，个人或者有一技之长，或者没有突出才能，白驹过隙的人生，他就是享用这一段时日罢了。实为君主身边物化了的东西，既不能成就什么功业，也不会制造多大罪恶，大致与时事无涉。

那可不可以进一步，把官场中混迹的某类人归入这个范畴？

考察人群中总可以左右逢源稍有凭籍就能风生水起的达人，其为人也正可说是小有才，然而忠信著于外，残毁隐于内，对拥有权威者可轻易取得信用，对同侪打拉结合顺应时势，唯一标准在利己，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执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人是聪明的、有才能的，这样的人又常常是幸运的，则再进一步，亦可用佞幸来区分人群中所谓成功者的某一类人，这个有没有？

有佞幸之人则有佞幸之事。以其平常在隐藏的状态，实为来日大难的种因，那危害就不易估量。

《大学》援引《秦誓》一段文字非常好，说：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句话道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根本问题。

晏子素有贤名。然当其为田氏代姜的趋势忧虑，论及用礼治扭转局面时，有否反思自己谏阻孔丘在齐国发展的用心？至于卫瓘擅杀邓艾父子，杜预只是说了句“伯玉其不免乎”，这些大晋的纯臣可曾料到广厦速朽之哀痛、中原陆沉的酷烈？若北魏值葛荣六镇兵民叛乱重击之后，又处尔朱氏觊觎皇权之秋，秉政的元徽嫉贤妒能终于使得拓跋氏倾覆，岂非“不能保我子孙黎民”的又一范例？

佞幸，是一种人格特点，也可以是一类处世哲学。袁昂生有贤名，交游广阔，处理一事必至两全其美，他很容易的就营造了一个人情圈子。反观晁错则孤家寡人，临难无一人为其缓颊。固然峭直刻深的性格，重事功，忽视人情，极易树敌是一大诱因，那天下是天人之天下，而以成就一姓之私，上行下效，于是人人忠义之态为表面，狼狈之心为底里，遂使佞幸之人大行佞幸之道，忠于谋事者反遭受倾轧排挤不见容纳，这样的缘由在呢？

正如穆公开创振兴之路，几代人接力，备尝艰辛终至天下入秦完于一统，成事谈何容易？说佞幸之徒、佞幸之事往往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但考察他那种淆乱、阻滞、毁败的危害，终究不可等闲视之，轻忽对待，以致忠于职守的人常常陷入厄运，甚至惨遭屠戮，进而让社会风气恶俗殆于进取，最后堕入无人任事的局面。所谓人祸有甚于天灾，或者也可以指代这样一种情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