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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叁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读后感大全
读《资治通鉴》:荀子的选择
荀子也是孔子的学生,面对自己的老师,荀子作出的却是和子思、孟子一系不同的选择。如果说孟子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加以发挥,强调个体的心性修养,那麽荀子则沿着孔子关于“礼”的阐述进一步阐述,强调群体秩序和实践的重要性。“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所称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在这里,孟子深刻里领回了孔子“礼教”的社会意义。在孔子那里,“仁”和“礼”是互动的,但在荀子这里,却把“礼”单独抽了出来,强调它的群体实践功能,而忽视了“克己复礼已为仁”中“礼”对“仁”的内化作用。于是,他向外追求“礼”的人性基础,将人性定位为“恶”:“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勇。先王恶其乱也,故置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礼义之所以起也。”
人都有欲望,而欲望是无止境的,受欲望的驱使,人们必然産生争斗纷乱,所以才需要“礼”。其实在孔子那里,并没有否认人的欲望,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运用“礼”和“乐”。
一方面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另一方面又强调“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乐的结合,不但让人们在进煺俯仰之间保持“文质彬彬”,有意识地克制欲望,而且还能在“乐”的陶冶中消解自身的欲望,将欲望在一种感性和理性不分的艺术感染中无声无息地化解。所以孔子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衆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孟子和荀子作为孔子的学生,都没有认识到“乐”的作用。孟子让人们在“仁”的道德修养中做到“反身乃诚,乐莫大焉”,确实有点过于牵强,只能在“吾养吾浩然之气”中进行单相思似的一厢情愿地独白。孟子抓住了“仁”,遗忘了“乐”过于强调人的自觉和道德超越,而荀子却抓住了“礼”,遗忘了“乐”,过于强调人的动物性,从而提出了“性恶善僞”的理论:“人之性恶,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僞也。”
同孟子对待“性善论”的态度一样,荀子也将自己的“性恶论”视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塬始本能:“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僞也。”
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何以出现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呢?在这个问题上,荀子的解释和孟子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是人的“善”被物欲所蒙蔽,所以才出现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所以要人恢复人的善的本性,就要摆脱物欲对人心的蒙蔽,正所谓“求其放心而已”。而荀子的解释恰好反过来,那些保持人的本性的人恰恰是小人,凡是失去本性,接受后天教化的人,反倒成为了君子。这就是荀子“性恶善僞”的全部含义。正如荀子所说:“尧舜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所谓学问之道,并不是要还塬什麽人的真心,恢复人的什麽本能,而恰恰是通过“礼教”(礼的教育),使之从恶人变为善人,从塬始人变成文明的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安知礼之为是也。”
在荀子这里,尽管“内圣”和“外王”是一体的事情,但他的模式和孟子不同,孟子采取的是“内圣”向“外王”的外化模式,而荀子遵循的是“外王”向“内圣”的内化模式。但相对而言,他那套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哲学思想,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关系的整合上,而对个体心性的修养却缺乏执着的、形而上的追求。正因为此,注重人格践履的宋明理学,一般都把孔孟看作儒家精神的传人,强调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而对荀子的隆礼、尊贤之术,却常常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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